彭康（1901.8.26~1968.3.28）：江西萍乡人，1919年赴日本，补习半年日文后考入帝国大学高中部，后直升大学部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27年秋回国参加“创造社”。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成为“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同年4月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到延安后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和党的文化工作。1952年任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9年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中于1968年3月28日被迫害而死。

从留学日本到满腔热情投身于中国革命，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彭康走的是中国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相同的道路——从爱国主义者到马列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最后成为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从接受真理到投身于实践，最后殉职于理想与事业。1978年，陕西省委在为他平反昭雪的悼词中，彭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是党的好干部，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对他的一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彭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是党的好干部，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他以哲学家的睿智谱写人生，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形象。

彭康从任上海群治大学和上海艺术大学哲学教授、浦江中学校长开始，就与中国的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1949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兼任山东大学校长。1950年主持了华东大学迁往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的工作。1951年3月13日，在第二十次华东大学、山东大学迁并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1952年9月1日至1953年4月1日，受中央重托，参加由韦悫任团长、他任副团长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赴苏联和东欧考察了8个月，学习了社会主义国家办高等教育的经验。1952年，他任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9年，主持了交大上海部分与上海船院、南洋工学院合并为上海交大的工作；同时主持了交大西安部分与西安动力学院及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的部分专业合并为西安交大的工作。他为培养成千上万国家干部和工程技术人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彭康从1929年起，直到1968年3月28日在“文革”中受迫害而去世，从事教育工作40年。在此期间，他在“左联”和“社联”做过普罗文学的宣传和撰稿工作，领导过群众运动、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和党的建设工作。他领导教育工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1946年他担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时，就有出色成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爱德华·罗波尔在采访后称该校是“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它招生的速率大概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彭康校长提倡的“上课和工作交替”、“学习自由”的办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解放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

彭康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在与“左”的和右的路线斗争中锻炼成长，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彭康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在与“左”的和右的路线斗争中锻炼成长，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在多次反“左”、反右斗争中，学会了在困难中维护党的根本利益，培养了沉着冷静、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他到交大后，面对创办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复杂局面，经常受到“左”的思想干扰。他在与这些“左”的和右的思想较量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并努力实践之。

彭康的教育思想是扎根于他的哲学思想中的。彭康的教育思想是扎根于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教育的目的都是教育人们学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教育同时又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是传授知识、技能和改变学生思想意识的活动，学校应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他认为，像交大这样的大学“要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这也一直是交大人奋斗的目标。像交大这样的大学“要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这也一直是交大人奋斗的目标。

1952年他到交大任职后，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制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交大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体系，开创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完善了院系和学科体系，建立了一系列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将旧交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交大。他出色地做好了交大迁往西安的工作，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后来成为著名的大学奠定了基础。他是我党在高等教育领导工作中比较全面的卓越的实践者。他是我党在高等教育领导工作中比较全面的卓越的实践者。他在领导教育工作和制订一系列的具体方针政策中，能遵循教育规律，比较实事求是，因而取得一定的成效，受到教育界的赞赏。

彭康非常重视老交大的办学经验。他深知，交大是1896年创办的我国最老的大学，到1952年已有56年的历史，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像钱学森那样杰出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才，是中国著名的大学。彭康非常重视老交大的办学经验。他认为，它的许多办学经验值得借鉴，比如，非常注重教师的素质和教学质量；坚持择优录取学生；严格考试考查，一丝不苟；教育学生追求真理，培养爱国、求实作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等。他强调要发扬老交大的优良传统，总结和继承交大的办学经验，来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他经常召集老教授们讨论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听取他们的办学意见，组织人力调查学生的质量，以作为教学改革的依据；尤其对新生质量、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师资培养等方面，他更是注意吸取老交大有用的经验。1960年，在他领导下，由张鸿副校长牵头的一次教学总结中，将老交大传统概括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在全国高校中影响深广。以后，他反复强调要“继承精华，去除糟粕，注入新内容”。彭康吸收了交大的教育经验，丰富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同时，又为老交大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那以后的近40年来，这条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现在交大形成的传统是“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可见，彭康吸收了交大的教育经验，丰富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同时，又为老交大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

“文革”以前的17年，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在此期间“左”的影响确实比较多，如学校政治运动不断，生产劳动太多，“左”的思想和做法对教育规律和教学秩序冲击太大。彭康坚决执行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尽可能地缩小“左”的影响。他在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教育思想。如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些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已经造成了师生负担过重，效果不甚好，他就及时调查，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还要很好地运用我国过去的教学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教学经验”，同时注意“发扬老交大的教学传统”。接着，他就要求教务等部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适合国情的“四年教学规划”。当“培养社会主义普通劳动者”的方针成为潮流时，高校出现了否定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只强调培养普通劳动者。他不赞成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提法，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红专”口号，说政治离开业务就成了“幽灵”。他不赞成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提法，认为这只能理解为培养学生不要脱离劳动，不能高居普通劳动者之上，而不能作为高校的培养目标。他主张培养学生“又红又专”，但当出现片面理解“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又红又专”发展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倾向时，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红专”口号，认为“红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我们不能要求学生都成为政治活动家；工科大学是学科学的，要培养科学家，培养无线电、原子能专家”。还说“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文化是现代化的关键……国家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学校要采取有效措施培养有较高科学技术水平的人才”。他提醒大家不要空喊口号，政治离开业务就成了“幽灵”。

他一贯强调提高教学质量，“面向教学，面向学生”，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工作。他一贯强调提高教学质量，“面向教学，面向学生”，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工作。他尊重教学规律，在1950年代的“教育革命”中，有人提出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看法，认为基础课从理论到理论，不符合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的“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论规律，应该先实践后理论，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原则进行教学。彭康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一贯认为，毛主席的《实践论》论述的是人类对世界的整个认识过程、认识规律，而大学这5年教育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长河中的一小段，所以教学计划的安排应从理论学习开始，实行“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过程。他主张，教学规律、教学环节不能任意打乱，随便颠倒，而必须遵循规律，循序渐进。从而，交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学也要从实践开始，用生产劳动代替课堂教学”的片面做法。

他十分注意师资队伍建设，尊重知识，关心爱护教师，有很高的政策修养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他十分注意师资队伍建设，尊重知识，关心爱护教师，有很高的政策修养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大批干部和教师，注意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他说，“教学质量不高，关键在于教师的水平”。他还说，“教师是教的，学生是学的，教师是主导的，有好的教师才能教出好的学生，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他认为，教育事业要代代相传，要重视发挥老教师作用，青年教师与老教师结合，结成师徒关系，造成尊重老教师、爱护青年教师、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良好风气；“教师的主要作用是教书育人”，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教学相长，教师必须对学生全面负责。他希望教师严格要求自己，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

他十分重视体育工作，认为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体育是重要的一环。他十分重视体育工作，认为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体育是重要的一环。他要求体育工作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要加强运动员的思想教育，关心、帮助他们学好功课，要给学生运动员增加营养和活动经费。学校凡有大型的体育活动，他都要亲临讲话，予以鼓励。

彭康很早就提出了教学改革的问题。他多次指出，把学生管得太死，彭康很早就提出了教学改革的问题。学生学得太死，会把许多优秀人才培养成为无所作为的庸才。他认为，我们的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学习方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多数学生学得被动，这种状态，应予改革。他联系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以及考察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感受说，外国学生确有许多不好好念书、混不过去的，但只要认真学习，很少有跟不上的；有的学生还能同时在两个学校拿到学位。他们学的东西不一定比我们多，但他们自由支配时间比我们多，比我们学得活。我们的学生政治觉悟高，学习努力，应当比他们学得好。要承认学生的差别，要创造条件使多数学生都能主动地学习，让拔尖学生学得更好。他建议教务部门研究试行两种改革：一是同一门公共课或基础课，教师挂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教师上课；二是创造一种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制度，使学生在学习中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团结全校青年，努力做到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树立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学风和发扬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当时，教务部门顾虑较多，不敢接受他的第一种设想，只在因材施教、拔尖培养方面开展了试点，受到师生欢迎。当时的上海高教党委认为，交大在青老教师结合、因材施教等方面起了模范作用，是与彭康分不开的。后来他在西安交大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团结全校青年，努力做到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树立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学风和发扬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就是后来在师生中广为流传的彭康校长的“三活跃”思想。

彭康关注对高等教育规律的研究，对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师生关系、教材建设、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实验室建设等基本环节，都有一系列的论述，并具体指导，检查落实，抓得很紧。彭康关注对高等教育规律的研究，对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师生关系、教材建设、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实验室建设等基本环节，都有一系列的论述，并具体指导，检查落实，抓得很紧。特别是交大西迁以后，面临着教育大发展和支援大西北建设的艰巨任务，原有的系、专业有了发展，并且增建了不少新系、新专业，以适应新兴学科的发展。他关心并主持师资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发挥现有教师的作用，一方面有计划地选留和吸收优秀毕业生到教师队伍里来，并予严格要求、精心培养，终于逐步建立起一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

彭康在西安交大第三届党代会（1962年7月23日）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学校工作的基本经验，提出办学“要有全面观点，不要盲目地求大求全；新办专业应本着先筹建后招生，一般从一年级办起的原则，力求保证与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他指出，正确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安排全民政治任务，要从学校的特点出发，要保证学校的教学计划，不要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其次，要正确处理好学校内部教学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关系”。“学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使教师、学生以主要精力和时间教好学好。在这个前提下，对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应采取积极态度，妥善安排。要善于集中师生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在教学方面，应更多尊重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意见。在学习方面，要多听学生的意见。在教学方面，应更多尊重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意见。在学习方面，要多听学生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把教学工作搞好。”他还就“认真按照规律办学”、“必须正确处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应该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改进党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等方面，结合过去的教训，中肯地总结了经验。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彭康非常注意保护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彭康非常注意保护干部。交大有位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有家庭出身问题，因而背上了思想包袱，经常闷闷不乐。彭康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工作。后来他随交大西迁，担任了西安交大党委副书记、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交大另有一位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因1956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反对个人迷信》，从1964年“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受到批判，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想不通，向彭康一吐为快。彭康说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他正确吸取教训，并说：“你认为他们只是为了整你吗？”使他恍然大悟。“文革”后，这位干部被平反，担任西安交大党委副书记、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像这样的事，有不少在干部中流传着。

彭康对一些错误的东西，执行是不积极的，有的是抵制的。许多与彭康长期共事的领导干部感到，彭康对一些错误的东西，执行是不积极的，有的是抵制的。而每当中央纠正“左”的错误或偏差的时候，他总是态度明朗，迅速果断，力求彻底消除它的影响及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每逢这时，总能看到他精神振奋，心情舒畅，总是亲自下基层调查，总结经验教训，彭康的高贵品德就在于他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承担风险。亲自作报告，亲自检查，督促落实。遇到疑难问题，他则亲自过问处理。他的这些表现在当时被有的同志看成是右的表现。这当然会传到彭康的耳里，对他形成心理压力。但彭康的高贵品德就在于他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承担风险，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彭康作风民主，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彭康作风民主，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平时他着重抓学校的重大决策，具体工作放手让各部门去抓，然后他去各部门督促检查。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等工作送上门，不喜欢在白天开会，特别是开马拉松会议（研究西迁是例外，也只是晚上经常在他家里开会）。他不喜欢只是关门听汇报，不喜欢自己的报告叫秘书代劳。他经常要到校园走走，到学生宿舍、食堂、实验室看看，与师生员工聊聊。他对各部门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他发现校园里有乱堆乱放的东西，就叫主管部门的领导到现场处理。彭康的这些工作作风给学校干部带来了非常好的影响，大家都勤奋工作，不敢弄虚作假。大家对彭康校长深怀敬意，又感到他有几分威严。彭康 和青年 老师座谈教学工作

他的报告说理明白，语言流畅，平易近人，解惑释疑，富有启发。交大人都喜欢听彭康校长的报告。他的报告说理明白，语言流畅，平易近人，解惑释疑，富有启发。更令大家佩服的是，几个小时的报告，他不用一张稿纸，将录音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1956年，国务院决定交大西迁西安，彭康坚决执行。他亲自带队到西安踏勘校址。同时面对师生员工的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最后自己带头举家西迁。他对于西迁过程中的许多工作都深思熟虑，安排妥当。除了所有搬迁工作外，还从上海动员了一批理发师、修鞋师傅配套西迁，在西安交大教工村形成了一个“上海新村”，使师生员工在西安能过上上海式的生活。

西安交大为了纪念迁校45周年，出版了《西迁回忆录》，叙述了许多感人的事，其中不少是有关彭康校长的。如他要求后勤部门细致地做好搬迁工作，后勤部门做得十分出色。陈楷、 王景容 教授夫妇写道：在搬迁前十几天里，总务处就派人到各家各户，将所有的家具都用麻袋、草绳仔细地捆扎好，甚至把煤球炉都捆得好好的，使我们到了西安后，就能生火做饭。坐在西迁的列车上，我们还担心家具行李是否运到，到哪里领取；一到西安车站，学校就派车将我们接到一村，让我们先回自己的宿舍休息。到宿舍一看，都惊喜绝了，一切家具都已安排妥当，房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只要打开铺盖行李，即可舒舒服服地休息了。再看其他物品，连筷子、碗勺，都原封不动地放在原先的包裹里，这使我们非常感动。

彭康对师生的伙食经常挂在心上。彭康对师生的伙食经常挂在心上。当时还是助教的陈人亨写道：彭康校长举家西迁后，经常在教工食堂用餐，我们这些小助教是不敢去和他乱说乱讲的。食堂专门给他在餐厅用小屏风围了一角，让他一个人安静地抽烟和用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每餐也只是两菜一汤一碗米饭，他多数时间在抽烟。有时，他还要看看我们的饭菜，问问情况，查查食堂的服务质量。只要他一有表示，食堂工作必有改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仍然常到我们单身食堂门口站着看看，这一站，就会使我们至少在一个星期内饭菜可口。只要谁发现彭校长来看过我们排队、吃饭，就会在单身宿舍作为“重要新闻”传播，期待着我们当时十分艰苦的生活得到改善。所以只要谁发现彭校长来看过我们排队、吃饭，就会在单身宿舍作为“重要新闻”传播，期待着我们当时十分艰苦的生活得到改善。

彭康的爱好是广泛的。除了爱思考外，还喜欢读世界文学名著，尤其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他喜欢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作品，喜欢观赏世界名画和美术展览，观看马戏和杂技，曾在1956年底冒着大雪去看苏联电影《上尉的女儿》，还爱抽烟、下围棋、跳舞。这些活动使他更容易同师生打成一片。 葛元璋 教授回忆：交大刚刚迁到西安时，教工大多数住一、二村。每逢佳节倍思亲，为减轻思亲之苦，每年春节，他总要督促有关部门，举办各种贺岁活动，气氛十分活跃。大年夜，食堂也免费加餐，单身的教工三三五五，围坐一桌，喝酒行令，谈天说地，欢歌笑语，情深意切。至晚上9点，迎春晚会开始，此时的食堂大厅早已窗明几净，布置一新。晚会上主要有大家都能跳的交谊舞。乐声起处，几十对男女，和着华尔兹、探戈、波尔卡，乐曲悠扬，舞步轻快。10时许，彭康校长从学生区返回，来到教工会场，与师生同乐，晚会进入高潮。他谦和地频频点头、示意，向大家贺年，随即便踏着舞步，没入了流转的舞池。彭康的身影遍及交大校园，他的音容笑貌也留在人们心间。彭康的身影遍及交大校园，他的音容笑貌也留在人们心间。

交大部分西迁后，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交大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分别成立西安交通大学和欧宝app官方网站下载。今天这两所大学都已是中国著名的大学。交大人都认为，这里渗透了彭康校长的大量心血，他功绩卓著。西安交大在校园里立了彭康校长的铜像，碑文上铭记着他的简历，评价他是“现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忠诚人民教育事业，谦逊求实，尊师爱生，博育英才”，做出了“卓越贡献”。交大人永远怀念他。

（作者：上海交大校刊编辑室原主任、编审，

现校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