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记忆

困境中维持教学

交大记忆

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洗百年来中华民族屡遭列强侵凌的屈辱历史。经过八年战争浩劫的交大师生,欢欣鼓舞地顺利完成复员和接收工作,渴望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重建交大,恢复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但是,国民党当局挑起的全面反共内战,使得有待恢复发展的交大又陷入深深地困境之中,办学活动因濒临绝境的经费危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频繁的人事变动等原因而无法正常开展,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然而,大多曾受业或多年执教于交大的教师们,怀着对母校的深爱,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在困境中坚守着交大的教学传统。

复员不久国民党即发动内战,教育经费一减再减,原本有希望继续发展的教育事业陷入危机当中。在经历了八年抗战的磨难与奋争之后,弦诵不辍且规模扩大的交大,不仅没有迎来和平安宁的办学环境,反而饱受了经费严重缺乏的困扰。1947年学校每月经费1000万元,而学校实际开销需5000万元以上,如此巨大的缺口,致使学校连买粉笔的钱也没有,教学条件的改善更是无从谈起。承担全校基础学科教学任务的理学院,师资短缺,设备不敷应用。如化学系在复员后三年中因经费拮据,难以办事,系主任更迭达四次之多。教学急需的工业化学实验室和普通化学大实验室,复员后就开始筹建,一直拖到1948年冬才建成,建好的实验室中连不可缺少的硫酸、盐酸也无力购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质量。

抗战前交大图书馆藏量比较丰富,计中西文图书8万余册,期刊杂志约千种,是国内工程图书最为丰富的图书馆。抗战时期这些图书绝大部分迁入租界中得以保存,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学校,连同渝校图书,构成复员后交大图书的主体。之后图书馆苦于经费短缺基本上没有增购,到解放前有中西文图书约10万册,期刊仅130余种。不过在试验仪器设备方面,虽然同样没有购买多少,但是抗战后国内外单位的馈赠和校友们的捐献,使得仪器设备增添不少。校舍建设尤显得非常滞后,原先容纳1000余人的校舍,复员后超负荷接纳了3000多名师生,不堪重负,在沪学生大都成为走读生,不少外来学生也只能租住校外,住校的也是七八人合挤一间宿舍,增建校舍成为学校的第一任务。1946年到1947年,学校依靠有限的复员重建经费建成了两幢宿舍和科学馆,之后再也无力兴建其他必要的设施。

这一时期严重短缺的经费,不仅使在职教师不仅课业繁重,而且工资待遇大大降低,生活每况愈下,日益陷入贫困状况,单靠正常工资难以养家糊口,只得四处兼职兼课,疲于奔命。1924年以来一直任教交大的裘维裕,身为理学院院长,每月工资却不足维持生计,只得外出兼任江南造纸厂厂长,生活才算过得去。航空系教授马明德先后在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兵工学校和商船学校兼课,以维持生计。讲授课程多达八九门,每周最多达30学时,在此重压下,他变成了教书机器,也练就成了一个多面手。不少教师为了解决生活所需,拿起了锄头,在新并入的原东亚同文书院原址上开起荒来,种上了各色蔬菜,以获取生活上部分自给。

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激起了交大学生追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他们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放下书本走出校园,汇入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当中。在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当中,教师们本不愿意学生们牺牲学业,中断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但是看到国民党当局日益腐败,这批不少参加过“五四”、或“五卅”、或“九·一八”爱国运动的“前辈们”,不由自主地对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不惜生命保护营救学生。动荡不安的时局,接二连三的学运,使交大缺乏一个稳定的教学环境。然而,广大教师们在困境中能够勉强维持基本教学,经受了八年抗战严峻考验的教学传统,再次得到锤炼,薪火相传,延绵不绝。

1947年电信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入学试题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戴逸,1946年至1948年曾肄业于交通大学管理学院。2003年4月,戴老先生在接受欧宝app官方网站下载校史研究人员专访时,特别提到了当年交大入学考试之难,教学管理之严。他说他考交大的考题,国文的作文题目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据此写一篇文章。英文考题是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考进交大后,学生座位按成绩排名进行分配,第一名坐第一排第一座,第二名坐第二排第二座,以此类推。班长也由考第一名的同学担任。平常学习,发下来的题目像题海,做也做不完。如果学生有丝毫懈怠,不听课,不做题,成绩很快就会落下来。比如物理系教授裘维裕,教得好,但考试很严格,大多数学生得分不高。计分时采用开方乘以10的方法,即考试得36分,36×10=60(分),及格;若得25分,25×10=50(分),不及格。

1947年度交通大学招考审定录取参考统计表

下面是1948年3月一张由教务长周铭签发公布的处分作弊考生布告中的部分内容,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严”字。

“电机系三年级学生×××考交流电路时抄袭夹带,当场查获有据,应即令退学;造船系三年级学生×××考高等材料力学时抄袭夹带,当场查获有据,应即令退学……工管系四年级学生×××考机械制造时,携有夹带入场,违反了考试规则,着记大过两次,该科成绩为零分,重读……”

交大师生还在艰苦卓绝的办学环境中努力加强基础课教学,对一年级学生数理化等基础理论课程予以高度重视,安排富有经验的教授上讲台授课,当时的理学院院长裘维裕、物理系主任周同庆、数学系主任汤彦颐等,均亲自为学生上基础课。1947届毕业生陈警众回忆说,汤彦颐教授开微分方程课,非常严格,学生背后都叫他“汤老虎”。实验实习是理工科人才培养的必要手段,也是交大历来重视的教学环节。这一时期虽然比抗战时期改善不少,但是因受到设备条件和经费影响,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不过,重视实习实验的传统做法,依然在教学中得到体现。物理系复员后获得交通部补贴,采购了必要的实验仪器,恢复了理工两院基本的物理实验课程。

机织工厂

在重庆创办的航空系,大部分设备因无法搬运留在了重庆。为重新建设航空工程系,交大师生四处筹添设备,终于得到空军总司令部的资助,愿意捐给飞机5架和发动机12座。其中一架零式22型是日本仿照美国制造的巨型运输机。它两轮之间的距离是36尺,上海的马路除北四川路、外滩外几乎都难容纳这样大的躯干,许多人认为没有拆运到交大的可能。航空系师生在系主任曹鹤荪教授的带领下,冒着严寒,用4天时间把飞机拆卸下来,在一个风雪的黑夜从江湾机场,穿过狭小的市区把飞机运到徐家汇校园。师生们的努力,使解放前交大试验设备相对齐全,基本能满足航空系学生的实验实习。在风雨飘摇的1948年5月,工学院院长王之卓等带领117名四年级学生,渡过台湾海峡,恢复抗战以前的毕业旅行。历时半月的台湾之旅,他们先后考察参观了樟脑厂、机车厂、水泥厂、机器厂、高雄港、台湾大学等,还饱览了台湾宝岛的旖旎风光。

作者:贾彦兴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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